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为什么是直线（转一篇文章）

科学的灵魂就是逻辑推理，由前提通过推理而得出结论。前提正确，推理的方法正确，结论也就正确。那么，前提是如何来的呢？是由前一组推理推出来的，前一组推理的前提又是由更前的一组推理推出来的，这个过程就是科学论证的过程。然而，聪明的人一眼就可以发现一个问题：第一个前提又是怎么得来的呢？比如说，在几何学里，“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”，这个前提是如何得来的呢？几何学没办法解释，就只能说：这是公理，公理可以作为任何推理的前提，自己却无需被证明。如果有人——像那个爱钻牛角尖的孩子一样——还问：没有被证明的东西凭什么就肯定是对的呢？所有的科学在这儿就全会傻了眼，人类的智商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和狗差不多：直接跑过去捡骨头，不会绕圈，但要问为什么——不知道！

这个很小的问题对于理性主义哲学家是件很恐怖的事，因为他们发现严谨、精密的科学大厦，原来建立在一堆无法被证明对错的公理之上！因此，笛卡儿觉得，一切都是可疑的，但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确定的——“我思故在”：我在想问题，这至少可以证明我是存在着的吧？逻辑思维既然是这样不可靠，后来的一些西方学者便开始致力于逻辑之前的问题。这些学者相信，逻辑思维并不是人类最早的思维形式，在逻辑思维之前肯定还有其他的思维形式，如果不弄清楚逻辑之前的思维，逻辑思维本身也成了无源之水。列维-布留尔将这种思维称为原逻辑思维，卡西尔则称为隐喻思维。到了海德格尔，更认为“先于”逻辑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先于，而是“本体论上的先于”，“根据上的先于”。列维-斯特劳斯在《野性的思维》一书中，力申未开化人的具体性思维与开化人逻辑思维，并不是所谓“初级”
和“高级”两种等级不同的思维形式，而是人类历史上始终并存着的两种思维形式，他们平行发展，相互补充，相互渗透。卡西尔曾如此指出过科学的地位：“不管我们可以给（科学）认知下一个多么普遍多么广泛的定义，它都不过是心智得以把握存在和解释存在的诸多形式之一。”“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，除了一个科学概念体系内起作用并表述自身这种理智综合形式以外，还存在于其他一些形式之中。”——神话、语言、宗教、艺术，等等。

因此，科学并不是衔着金匙出生的，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，它并没有合法的特权。而且“上帝的归上帝，恺撒的归恺撒。”科学只能解决科学的问题，而不能解决不属于科学的问题，人类的认知范围比科学的涉及范围，要广阔得多。举个可爱的小例子，一个男人爱一个姑娘，这个姑娘却不爱他，于是这个男人很痛苦，科学就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个问题；反之，如果恋爱都可以用数量进行计算，那又将是一件多么乏味而可怕的事啊！

“科学”一词本来和“文学”、“逻辑学”一样，应该是一个中性词，但在中国的语境中，他绝对是一个褒义词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加上“科学的”这样的限制语，就一定是要肯定的东西；不管什么问题，只要是用“科学”的方法解决，就是好方法。而且，我们似乎一直在用科学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。这种思维是一种很不健全的思维。科学在中国的地位如此之高，以至于作为中国科学载体的两院院士（且不说名不副实的院士），不仅是一种至高荣誉，而且在很多人心目中，简直就成了无所不能的人。报纸上讨论一些不好解决的问题，经常就喜欢抬出某某院士来谈看法。很多院士也就当仁不让：尽管自己是学核物理的，却对股市大放厥词；尽管自己的专攻是自动化控制，却跑到法律知识辩论赛上去当评委。因此，院士不仅仅代表着权威和话语权，而且意味着丰厚的名利，于是，中国的两院也成了很不清净的地方。

然而，只要我们认为科学无所不能，院士就一直会这么牛。更有甚者，二十多年来，气功巫术特异功能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基本上都是拉“科学”的大旗做自己的虎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们迷信科学。试想想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，它不自称是科学，它说是文学，是艺术，会有那么多人信吗？责难者往往会说，人们的科学素质太差。而事实上我们不少从事科研的人面对各色各样的伪科学，也常常会看走了眼，要民众辨别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，实在很难。因此，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——不要太迷信号称是“科学”的东西。

不要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非科学的问题，但更不要用非科学的方法解决科学问题。所以，我最后声明：我反对科学霸权，更反对伪科学，反对打着科学的旗号招摇撞骗。